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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来主义到主动创新——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创新
过去15到20年间,有赖政府和私人部门大举提升研发支出,中国在创新方面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大幅赶超。

尽管如此,与美国的研发支出水平相比,中国仍有相当距离。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研发总支出(下称GERD)高达2360亿美元。根据美国工业研究院(IRI)和《研发》杂志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研发资金预测报告,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当年中国GERD为3730亿美元,比美国约低25%。

中国政府致力推动创新,着眼于令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2.5%,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瑞信预测,这个目标意味着研发经费在2015年基础上提升73%,经PPP调整后,可能超越美国。

主要技术领域的增幅(2015-2020估算)

资料来源:CEIC, MIIT, IMS 36Kr, 艾瑞咨询,瑞信估算,摘自《中国创新与科技生态系统》(《生态系统》),2016年10月26日, 1页

与金砖四国中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明显一枝独秀:从2003年起,研发支出随着经济增长而突飞猛进。GERD中77%来自企业部门,成为研发经费占比上升的主要驱动力。中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下称BERD)占比从2000年的0.5%上升到2014年的1.6%,超过欧盟的1.3%,并逐渐赶上美国。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府研发支出(GovERD)——包括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办研究机构的公共开支——则相对稳定,并落后于发达国家。

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支出总额

资料来源:OECD,《2016年度全球研发资金预测报告》,美国工业研究院(IRI)和《研发》杂志,摘自《生态系统》,10页

教育改革,包括过去二十年来大学扩招等,大大提升了中国人力资本的规模。另外,中国社会总体崇尚科学及工程,将其视为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通道,加之政府一直将促进科学及工程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因此吸引许多学子攻读理工科专业——虽然近年来人数有所下降。这些因素使中国拥有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数量更庞大的理工科学生及研究人员。

部分国家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数量(2000-12年)

资料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摘自《生态系统》,52页

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效力也是中国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举措。例如,台湾电子产业奇迹往往被归功于那些“海归”,他们多数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的硅谷工程师。在美国,半数以上硅谷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中至少有一位出生于其他国家。英国也是如此,伦敦是吸引国际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的另一个中心。

虽然中国尚未成为吸引全球人才的磁场,但大批来自中国内地并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潜在人才库。为吸引他们回国效力,中央政府出台了多种方案,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又称“千人计划”),为这些科研人员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薪酬、职业发展路径、研究设施和资金支持。“千人计划”自2008年12月启动以来,已吸引500多位海外科研人员回国,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中国研究人员数量激增也反映在高影响力期刊发文数量之上——这是衡量学术界和科研人员的关键绩效指标之一。在2003-13年间,中国发表的科技类论文数量激增,年复合增长率达19%,仅次于美国。此外,被引用最多的科学研究中,中国产出的数量也在增加,目前排名仅次于美国。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论文多为工程类学科,化学类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医学研究类论文相对“薄弱”。这与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生物医学(特别是医药学)研究在论文中占比最大。中国论文的这一特点凸显了政府从战略上就重视超大型项目(也反映在研究经费分配的侧重上),其中许多项目与工程或应用研究有关,目的是赶超发达国家(图4)。另一方面,医学研究在国家扶持科研政策中排名相对靠后,也受制于实力薄弱的下游/行业联动,其根本原因是严格的监管体制(见监管章节)以及目前仿制药在市场上仍占主导的行业动态。然而,生物科技如干细胞和遗传学的研究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监管比较宽松(包括伦理审查),在使用胚胎干细胞和利用最新基因编辑技术如CRISPA-cas9创造新基因疗法方面,中国一直处于最前沿。

中国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已经直接体现在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上。中国税法规定:研发费用可实行150%加计扣除政策——例如:企业当年开发新产品研发费用实际支出为100 元,就可按 150 元(100×150%)在税前进行扣除——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一旦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按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百分比计算,也考虑到行业和规模),所得税率甚至可从25%下降到15%。与其他主要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对科技企业的税后优惠非常有竞争力。

若干亚洲经济体税收优惠奖励对比

中国 – 研发税务减免

合资格的研发活动可获减税150%。有证明的高新技术企业只须缴付15% 所得税(而非25%)。 

香港 – 研发税务减免

获认可研究机构的直接研发开支或付款可获100%减税。不包括外发的研究工作。

新加坡 – 研发税务减免

合资格的研发支出可获150%的标准税务减免,若为获经济发展局认可的项目,减免额则可增至200%。首400,000新加坡元的减免额会进一步增至400%(上限为120万新加坡元)。

澳洲 – 税务抵免

若为合资格的研发实体,应付所得税可获40至45%税务抵免。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及洁净煤技术方面的研究项目可获得政府的直接资助及贷款。

韩国 – 税务抵免

合资格的新创高增长公司(拥有原创技术)产生的研发开支可获20%税务抵免,而中小型企业则可获30%税务抵免。

日本 – 税务抵免

合资格的研发开支可获8至12%税务抵免,抵免额最高可达相关财政年度应付公司税的 30%。

资料来源: 《生态系统》,61页

另外,各级政府还直接对特定科研项目给予补贴,通常这些项目属于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的科研领域,如几年前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以及当下的电动汽车。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由企业(几乎完全是本土企业)、大学和/或公共研究机构共同进行,参与的企业可将研究成果进行商业化利用,政府愿为此买单。与其他国家的竞争者相比,这显然是中国企业的一个巨大优势。

根据2,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三个知识密集型行业——可选消费品(汽车、媒体和家用电器公司)、医疗和信息技术——的有效税率远低于其他行业,政府给予这些行业的直接补贴也高于平均水平。

自中国启动旨在打造高科技制造业强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来,近两年的发展表明中国可能成为多个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生物技术(遗传工程与干细胞),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汽车与核技术。

在本论坛中,我们将带您一窥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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