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 - 每月专栏 科技创新的土壤

科技创新的土壤

“创新驱动”作为一个指标大项,首次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可见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

过去的15年里,中国在增加研发方面的投资有长足进展。据官方数字,2015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总额达2,280亿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为3,730亿美元。“十三五”规划中,计划到2020年将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至2.5%。笔者预计,中国于2020年的研发经费将较2015年高出73%,按购买力平价计将超越美国,成全球第一。 

除了加大在产业研发上的科研经费,中国在发展人力资源上也做了巨大投入。过去20年,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实施和社会对科学工程认可度的逐步提升,极大地提升了人才数量,也促进了科学工程专业毕业生数量的提高。 

目前,相比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中国在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的绝对数量方面远超其他国家。另外,受中国台湾电子产业和美国硅谷发展的启发,中国认识到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性。2008年12月,中央就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截至目前,“千人计划”已分12批引进6,00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人才数量的提高也同时反映在学术论文发表数和引用率的提升上。在2003-2013年间,中国在科学工程方面的文章发表量增长近6倍,年复合增长率达19%。在2013年,中国的期刊文章发表数已占全世界的18%。在学术文章被引用数上,中国的排名也从2002-2007年的第五位,跃至2008-2013年的第二位。

同时,中国的学术论文专业分布不平衡,偏向工程方面,而在医药方面较少。笔者认为这跟国家战略的重心有关。此外,医学研究与中下游产业的联系不紧密和监管制度严苛,也限制了医学研究的发展。但生物技术是个例外:目前中国的生物技术特别是胚胎干细胞、基因编辑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

除了学术论文专业分布不均,中国在相对引用率方面也处于落后位置。据美国国家基金会的数据,中国平均相对引用率在2012年是0.86,落后于美国的1.43和欧盟的1.19;如果除去国内的自引部分,中国的相对引用率仅为0.49,远低于美国的1.09。

过去十几年,产业研发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投入让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笔者认为中国在科研发展上依旧处于“追赶阶段”,而非“探索发现阶段”。比如,中国科研资源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上分布不平衡。

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法国2013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例高达25%,美、英也均超过15%,而中国一直徘徊在5%左右。相比应用研究与试验的高产出比,基础研究产出比低、探索性强、风险大;但基础研究的投入不足,将直接影响整个科研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纯理论性基础研究是整个科研创新体系的最前沿领域,它担负着为整个科研创新体系输送最基本原理的重任。

在中国,无论是科研经费的提供还是科研技术的导向,政府都占据主导地位。在英国、美国,31%和57%的公共科研经费流向高校;在中国,此数字仅为20%。此外,美国外包了相当一部分的科研项目给“国有民营”型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拥有高度的自主性,提高了科研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科研体制还是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即政府机构(中央政府)在科研经费的投入、科研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在科研体制透明化、科研资源高效分配、技术转移和改革创新方面,中国都有待提高。

总体来说,中国虽然在改革科研系统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实现开放、透明和高效的科研系统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来源于:财新网 201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