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 - 每月专栏 国企改革这三年

国企改革这三年

弹指间,新一轮国企改革已启动三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到今年计划规模3,500亿元的巨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宣告成立,改革焦点几经变迁。从投资者的反应看,这三年间实打实的进展与改革之初市场的预期相比,恐怕是相去甚远。最大的收获,应该算是相关文件的渐次出台,不断扩充“1+N”的指导与解释体系,大有无穷之势。

按阶段性改革焦点,此轮国企改革可划分为几个阶段:混合所有制、高管限薪、央企整合、供给侧助攻。

第一阶段,“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被视为明珠,而“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思路亦令人精神抖擞、耳目一新。各方仿佛进入争先赛:上海方案抢先出炉;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表示改革方案“尽快出台”,鼓励地方出台方案;中石化拿出优质资产招徕社会和民营投资者参股⋯⋯其他公司也纷纷表态。然而,约半年后形势已经有所改变:“抢跑”超过“拖宕”成为主要的忧虑,舆论也掉头讨论混合所有制如何定义。在这种氛围中,第一阶段的成果仅仅止步于少数案例。

第二阶段,央企高管限薪令先于其他改革文件意外率先落地(但未公开)。在我们统计的16家央企上市公司中,已披露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015年薪酬较2014年平均降幅为38%,个别降幅甚至达到90%。与此同时,中央巡视组对央企开展了巡视,也导致了频繁的高管变动。可惜的是,本应与限薪同步的市场化选聘却未能大面积铺开。即便铺开,我们对其效果也持保留态度,因为多年前上海已在国企中试点过同样的内容而效果欠佳。期望用个别高管的薪酬作为支点,撬动板结的国企文化,这种教训政府本不应再重复。

第三阶段,央企新一轮合并重组占据主导,从南北车合并直到近期的宝武合并,其出发点从最初的避免海外市场过度竞争,走向同业、同类资产的梳理与整合,寄望通过收缩战线、集中主业,化解过剩产能。央企数量在两年内减少了约10家,到现在的113家。短短十余年间,央企的分分合合已经做了一次往返跑。虽然一些巨无霸类的企业因此诞生,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数据说明合并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效率。

第四阶段,2015年秋开启的供给侧改革成为政策热谈,国企改革也迅速向其靠拢,变成去产能、打“僵尸”的抓手。这也顺理成章:过剩产能最严重的行业、地区,与国有资本的比重有密切联系。在没有政策扶持作为“兴奋剂”的前提下,私营经济比重较高的行业更容易实现去产能和市场出清,或者说难以恶化成一个需要动用公共政策来解决的问题。在供给侧改革的大旗下,国务院国资委承诺两年化解10%钢煤产能,国新和诚通两家平台公司终于告别冷板凳,先后成立新的平台公司和基金,助国有资本“脱旧入新”。

这一阶段,大动作更多了,只是重点、力度已悄然转换。搞混改是明日黄花,破垄断在关键领域的进展有限。观众若从第二幕入场,恐怕会觉得这是一出做大做强央企的戏码。三年间,这些转换发生得如此频繁而迅速:比如,2014年7月宣布首轮试点四项内容六家企业,至今还未交代试验时间多长、检验标准为何、效果究竟怎样;今年初宣布启动次轮十项试点,到7月正式公布,五项内容缺失不说,有些企业在相关内容上已成熟多年,不知“试”字从何谈起。

为何不行动?国企改革有三大难,两项已不复存在:下岗——国有部门就业人员(包括政府)占城镇就业的15%左右。如今劳动力短缺,只要政府肯动脑筋花力气,并非解决不了。国有资产流失——交易和监督制度的安排已健全,政府只需做到公开透明、合法合规。最难的是,政府放弃使用国企作为驾驭和调节经济与社会的一种工具,转而依靠规则。这不正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政企分开,依法治国吗?

来源于:财新网 2016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