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 - 每月专栏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挑战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挑战

最近,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十分热烈。笔者认为这场讨论的发展十分有趣。其中很多的元素或主题将在今后的社会与经济讨论中不断涌现。简单的归纳下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如何平衡创新与稳健监管;第二,如何判断监管是为了发展市场还是着眼于保护既得利益,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突出,因为国家既是宏观秩序的监管者亦是透过国有企业而成为其中最显赫的持份者;第三,在互联网时代,咨询工作已经很难限制于少数持份者中,公众参与将不可避免,而如何在大量公众参与的过程中保持理性讨论而非“泛道德主义”的互相指骂,则十分考验全社会共同的智慧。

首先,中国社会应当为能够出现这场关于互联网监管的讨论感到自豪。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中,互联网发展基本上都是跟随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因此监管机构基本上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来“依葫芦画瓢”。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互联网开始发展的前几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商业模式上可能还主要照搬西方,但在过去几年已发生明显变化。以电子商务为例,它在美国可能只是弥补了原有商贸系统的一点不足,但在中国,基于原来商贸系统的不发达,再加上中国幅员广大,它已开始显现发展成为主流的势头。基于电子商务的影响力,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第三方支付系统,在过去半年中更出现了一个对中国利率管制造成极大冲击的“余额宝”产品,这些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的经验,因此他们并不能提供太多的政策参考。从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企业有多大的创新能力。在中国,互联网相关产业是芸芸中国产业中最有创新能力的,因此,若因金融稳定的考虑而把互联网创新能力过早的扼杀,可能会得不偿失。

另一个需要监管者清楚界定的是,一个监管政策到底是出于整体金融稳定的需要,还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以余额宝为例,早前市场流传银行业协会的两个建议,要求余额宝资产提取存款准备金和余额宝存款只可被视为一般企业存款而非银行间的协议存款,即余额宝存款需受利率管制。这两个建议的前者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余额宝跟银行存款一样面对存户突然提款的风险,所以提取一定准备金作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是合理的。但可以商榷的是,它所提取的比率是否应该跟银行一样高,这主要是因为银行的主要资产为企业和个人贷款,因此在经济情况转坏时,要变现是有一定困难的,但余额宝的资产主要是银行的较短期协议存款,风险系数相对较低,因此,它的存准率是否应在一较低水平呢?要求余额宝缴求存款准备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要求对余额宝实施利率管制则怎样也说不通。首先,这样做违背了过去一段时间所倡导的利率市场化,余额宝的出现对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动有十分正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余额宝的存款利率受到管制,那其他货币市场基金又如何呢?保险公司的大额存款又如何呢?进一步讲,整个银行间利率市场还能否存在?判断一个政策是为了整体宏观经济利益或只是局部利益的最重要指标是,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亦或只是针对一家企业、一个产品。

央行关于网下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的管理,在一些原则的讨论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第三方支付的设立原意主要是为了应对小额支付,因此,它在安全性和反洗黑钱的安排上都较宽松,不如银行转账那么严谨。但这是否就能成为当局暂停有关金融行为的合理依据呢?如果央行所关注的只是实名制问题,最简单的做法莫如让使用第三方支付或虚拟信用卡的客户做一个选择,如果客户只想做大额转账或利用虚拟信用卡大额消费的话,他在申请时就需做一个“实名”程序,反之他只需做一个简单的申请,而不是像现在流传出来的政策思维般一定要把大额转账完全透过银行的网络来做。现在的政策取向难免有点让人觉得央行在维护一些既得的利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政府政策的咨询过程可能很难固定在某一个小范围持份者中,因为个别持份者随时可能把咨询内容向公众透露,从而鼓励舆论支持己方观点。到那时候,政府便会变得很被动。与其这样,政府不如更主动把自己的政策观点提早向市民交代,以争取在政策讨论中取得主导权。这在中国国情中是特别重要的,因政府一方面是监管者,另一方面也有国企大股东的身份或是最大的持份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公民相信政策取向不偏不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来源于:财新网 2014年0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