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 - 每月专栏 “后危机时代”的动荡

“后危机时代”的动荡

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幅调低了今年的全球增长预测,认为世界持续五年的低速增长仍然会维持;同时调低全球贸易增长预测,首次承认贸易增长会落后于经济增长。

这家全球贸易组织终于觉悟了,预测开始向现实靠拢了,但是做得还不够,2.8%的全球增长估计仍然过高,仍然需要之后作进一步的下方修正。不仅WTO,其它多边机构如IMF、世界银行也在下调预测。一众民间金融机构、学术团体也在下调预测。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每年年初的增长预测都是相对乐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经济复苏的希望慢慢幻灭了,预测逐季下调。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那些作预测的经济学家多是聪明人,其中不乏大腕、明星,为何年复一年地犯同样的预测错误?因为他们过份相信政策的威力。 

目前全球经济处在停滞状态,结构性困难丛生,增长缺乏动力,其困境堪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涨。所谓增长(美国个别消费现象除外),基本上源于货币扩张和财政刺激所产生出来的幻像,以及财政紧缩消失后GDP的纸面反弹,内需未见真正的改善,就业在多数国家也未见多少改善。内需不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汇率战纷起,不过仍无法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后罕见的贸易增长低过经济增长的现实。 

笔者认为,今后十年全球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回落向2%(危机前十年全球增长超过4%),贸易增长持续低迷过经济增长。全球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向未来不断延伸下去,因为目前困扰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也看不到各国政府痛下决心大刀阔斧改革的政治意愿。二次大战后,世界曾经迎来数十年的繁荣,产业升级、基建扩张和全球化贸易带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臃肿、工会坐大、税负过重等问题,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暴升令结构性问题显性化,世界进入滞胀期。

全球走出滞胀期,靠的是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靠的是结构性改革。撒切尔击碎了工会坐大的局面,将国营企业私有化。里根推行小政府理念,减税、砍福利。更重要的是,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成为了经济的主要牵动力,激活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将管理者的利益与经营效果挂钩,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资金流动的监管大幅降低,市场效率得到改善。改革催生出新的增长动力,增长制造出新的就业和利润,利润带来投资与创新。世界是这样走出上一轮危机的。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笔者没有看到哪一个政府锐意改革的(不管竞选时有什么承诺),民粹主义倾向更令变革失去倚靠,政府一味依靠货币扩张来维持现状。全世界多数国家的常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多少空间进一步宽松了,欧洲日本甚至在非常规QE政策上也接近弹尽粮绝了,但是政府却没有幡然悔悟行改革之路,仍然依靠加码货币宽松政策来得过且过。缺少改革,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就会持续,增长只能在沉浮中拾阶而下,高失业率在相当多的国家成为痼疾,这便是目前世界经济的现实。超低经济增长、超低就业增长、超低贸易增长、超低通货膨胀、超低利率环境,应该是可预见未来的新常态。

但是以2008年雷曼危机和2012年希腊危机为标志的急性金融危机,似乎已成过去。央行在维持宽松流动性的同时,政策不再同步,甚至不再同方向。现有的非常规政策也有用力已老之嫌,政策效果下降,各方正在寻求变招,但是新政策对经济的药效未经测试,或许可能有副作用,决策者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且行且观察。于是政策的同步性减弱,透明度降低,资金流向多乱波,市场波动幅度增大。

笔者相信,世界在今后十年将面临“后危机时代”,实体经济乏力和央行政策善变,是后危机时代的两大特征。增长尚未恢复,市场波动却已加大。这种情况其实在1893年和1929年两次全球大危机后也曾出现过。历史未必重复,却有许多相似之处。1893年危机后的1893-1900年,美国股市年均上升12%,债市上升6%,但是在随后十年的“后危机时期”,股市年均下跌6%,债市跌1%。1929年危机后的1932-1939,美股和美债分别年均上升19%和6%,但是在随后十年的“后危机时期”,股市升3%和债市跌2%。2009-2015年,美股年均上涨17%和美债升5%。关于“后危机时期”的市场表现,历史给了一个注解。

本文原载于财讯(2016年04月20日),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或劝诱